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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宓文革中被学生抢走日记并勒索400元巨款

核心提醒最可恨的是,1966年冬天,中文系某学生强行拿去近三个月的日记,并以其中“有阴私的情愫及讨论”相挟制,勒索吴宓400元之巨,相称于他二级教授一个半月的薪资。

吴宓文革中被学生抢走日记并勒索400元巨款

本文摘自博览群书2014年09月01日,作者向天渊,原题吴宓日记为何而作?

自编年谱,我们懂得,吴宓诞生于1894年公历8月20日旧历甲午年乙丑月甲午日,今年是他生辰120周年。当作吴宓最末20多年生涯、工作所在之地——西北某高校——的一名教员,我想通过这篇短文,表达对他的缅怀与纪念。

历经折磨与曲折,吴宓日记十卷及吴宓日记·正编十卷,区分于1999年和2006年由三联书店出版。从1910年10月1日起到1974年1月23日止,日记逾越65年,固然损毁、完整得厉害,但仍有800余万字,同时全是文言,在中国近盛世历史上,绝对独一无二,其特质、价值与寸心,用钱锺书吴宓日记·序文中的话说,硬是“其道人之善,省己之严……未见有纯笃仁厚如此者。于日记文学得以自开生面,不特一时公牍之资而已。”

在1910年日记的卷首,吴宓写了一段自强的话,开头几句是那样的“天下之事,不难于始,而难于常,因此毅力为可贵也。日记,细事也,然极难事也。”60多年坚持下去,实在必要特殊的毅力。然而,就吴宓日记来说,并非有了毅力就能落成。吴宓1949年4月终由武汉飞往重庆,此前的数十年间,他就读清华、留学美国、任教东西北北多所大学,曾主编学衡大公报·文学副刊,并到欧洲进行学术访问等,可谓回转各地,加之新闻动荡,逐年积累、数目可观的日记之保管、迁徙,势必成为一大问题。但和当年众多学者一样,吴宓也有贮藏、搬运信札及日记的主张,随身随带的两口皮箱硬是最便捷的保险柜。

时光荏苒,到了“文革”前期,吴宓此前的全部日记被抄走,且美其名曰“感伤交出”,这让他无比沉痛疾首,在当年的元旦之夜,他回忆说“经过此次‘交出’,宓的感觉是我的生命,我的情愫,我的灵魂,都已消散了;当初只留着一具破机器一样的身体生存上……”大半年之后,他居然发现被抄去的书物无人看管,几次冒险“乘间私自取回”一小有些。自此以后,他不得不想尽主张将写好的日记东存西藏,为此付出不菲的金钱代价,还因为所托非人而损毁不少。最可恨的是,1966年冬天,中文系某学生强行拿去近三个月的日记,并以其中“有阴私的情愫及讨论”相挟制,勒索吴宓400元之巨,相称于他二级教授一个半月的薪资。尽管吃尽苦头,但他依然不顾所谓“惩前毖后”的劝阻,继续书写,致使诸多亲友岂敢同他交往,害怕被写入日记而遭受拖累。这种百折不挠的坚持,直到因目盲、足膑而难以为继的1974年年轻为止。

在吴宓的同代人中,鲁迅、胡适的日记最受关注,影响也最大。胡适往年记日记的目的,一是帮助记忆,二是与密友协同分享,成名之后,日记则被作为传记的资料与依,显然是写给别人看的;鲁迅自谓他的日记是给本人看的,“写的是书柬交往,银钱收付,无所谓风貌,更无所谓真假”。吴宓与胡适、鲁迅之禀性、际遇、往还都大不雷同,不过奇妙的是,从情节上看,他的日记前十卷与相同代期的胡适日记正好互相添补,比对着浏览,就能呈现一幅相对欠缺的中国盛世学术史和教育史;然后十卷则与鲁迅日记颇为相像,但除了书柬交往、银钱收付之外,还包括具体的人事往还、复杂的情义纠葛与玲珑的思维郁结,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视为社会史、经济史、人性史来浏览,但这些都统于更深层次的团体“心灵史”,让我们透彻体味到“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”之时代背景中,一名岌岌可危却又拙讷为力的常识分子独特的心气与命运。这些用以抒怀解困、疗伤止痛、“自读自阅”、“自言自语、自为问答之词”,居然在他死亡20翌年之后足以刊布风行,成为传世之作,大概是擅长占卜的吴宓也未能预见的史实,“俟河之清”确实超乎他的着想,来得太快了一些。

在日记中,吴宓累次表达对顾炎武的追慕之情,他还曾“拟撰新悟录,仿顾亭林先生日知录”。新悟录当然是没能写成,但他的日记却与日知录尚有一比。这种比较的基点风流不是所记之人事,而是所发之感想,对此吴宓有过议论“日记中宓之感想,窃仿顾亭林日知录之例,皆论理而无论事,明道而不责人,皆不为今时此地立议陈情,而仿单天下万世文野起伏之机,治乱兴衰之故。皆为证书小道,垂示来兹,,所谓守先待后,而不图于数十年或百年内得有采用执行之机会,亦岂敢望世中全体能稍随吾心而变迁。”书写此段日记的时机,是1951年夏初,一连串大小不断的活动、念书、会议,让吴宓感觉“劳倦过剩”“不胜惕然”,但对他的冲击与批斗还未开始,他也无妨尚存“证书小道”的宏愿,但是曾经觉察到“起于青萍之末”的大风即将“飘忽淜滂、激飏熛怒”,难免绝望失望,甚至期盼死神的临近。此后的20余年间,历史没有授予吴宓深思冥想的机会,他不得不敷衍于鸡毛蒜皮的生涯琐碎与大是大非的念头改造之中,肉体与精神都饱受磨折,日记中的感想大多因事、因人而发,也就无法与“采铜于山”“稽古有得”的日知录相提并论了,即便相同代期的余外一些“潜在著作”,如从妄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无梦楼漫笔等,其证书小道、垂示来兹的功能也比吴宓日记更为明显。允许正是因为似乎此的遗憾与残缺,才更让我们透过吴宓的疾苦与挣命感受到历史的怪诞与生命的伤残。